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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
物种名:文献考古
发布时间:2018/1/28 13:36:00 阅读:3383 打印此页

 

(这篇文章很长,内容比较平淡枯燥,需要耐心,最好在电脑上看。文章是写给对分类学真正有兴趣的朋友的,特别是有可能将来想做些分类工作的学生可以读这篇文章,可以了解一下工作的形式和乐趣。文章里有些知识点在,也算科普吧。)

 

2013 年,海南的贝友在当地的山村找到了一种栖息在树上的绿色的蜗牛,个头也大,颜色也漂亮,于是写了篇贝壳游记(Shelling trip) 类的文章 (这类文章我们每期都登一到两篇,记录当地山水,风土人情和贝壳,非常受欢迎)。我在编发这篇游记的时候,加了一个编辑注:

Editor's note: Some Chinese authors identified the shell figured here as Amphidromus rhodostylus Moellendorff, 1901, but we found the identification is dubious. An article on genus Amphidromus of China will detail the discussion in the next issue.

(翻译一下: 编辑注:有些作者把本文中的物种鉴定为Amphidromus rhodostylus Moelledndorff, 1901, 但我们发现这个鉴定有疑问,下一期我们将会有一篇文章详细讨论中国的Amphidromus. )

(这里说一下,Amphidromus 在陆贝学者的书中有个中文名叫长旋螺, 而长旋螺在海贝学者的书里对应着另外一个属,所以,这里我们直接用拉丁属名,不加中文名了。下面的讨论都如此处理,这样我写起来比较简单)。

 

然而,说好的关于中国 Amphidromus 的文章并没有出现在接下来的一期,而是在去年的12月份,这一拖就是四年。四年后的文章就是大家看到的 Records of Amphidromus from South China 这一篇。

文章一出,如某人所说,"玩蜗牛的群哗然了"。因为这个绿色的蜗牛被发表为一个新种了。

为什么哗然呢? 一是,这个物种虽然不为普通公众熟悉,但是,玩蜗牛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有标本在手。二是,这个物种在中国经济动物志上有明确的记录。这样常见的动物志上有的物种都能被发表成新种?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这个物种在国内普遍被鉴定成 Amphidromus rhodostylus, 但是,这个鉴定,我认为,是不正确的A. rhodostylus 的原始描述,模式标本照片我们都找到了,模式标本存在德国一家博物馆里,我把馆藏号都在文章里列了出来。

贝友们还是难以接受,原因呢? 因为,和经济动物志对比,图片完全能对上,看文字描述,逐字逐句都能对上,就这样完全吻合的鉴定,你怎么能说错误呢?

我这里解释一下。这个解释,其实,我在论文里说了一句,大家没看或者没看懂含义:Chen (1987) recorded this species as Amphidromus rhodostylus Moellendorff, 1901 from Hainan Province, the figure and text are not from original description, just based on Chen's collec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写经济动物志的作者,在书里提供的图和文字都不是出自这个发表 A. rhodostylus 的原文作者显然是有标本在手,他把这个物种鉴定为 A. rhodostylus, 然后根据手头的标本用中文做了特征描述,又请画师根据他的标本绘画,最后成书。这样一来,大家手头的标本自然和经济动物志上的文字和图片都吻合了。

但是,鉴定为 Amphidromus rhodostylus 还是不对的,因为鉴定要以模式标本和原始描述为准

其实,否定这个鉴定,我在2013年就确定了,所以,当时我说下一期杂志会有一篇跟进文章。但这文章拖了四年,为什么?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再找找文献,应该有人发表过这个物种,我找到正确的名字后,直接在下一期杂志给出正确的名字就行了,也许只需要一个编者注就完成。

但事实是,我没有找到描述这个物种的文章,我意识到它可能是新种。否定它不是经济动物志上的名字很容易,找到了原始文献和模式标本照片基本就可以否定它了。但如果作为新种发表,要做的工作就多很多,我得查遍我能查到的文献,确保它不在我能查到的所有文献中,这样才可以初步认为它是没人描述过的。

 

这四年,我当然不会全部时间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完全停下来过。我不停地做文献考古,而一些爱好者们在野外不停地探索,我们都有发现,而且密切互动,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篇论文。这个过程,真是快乐无比!

我主要集中精力查是否还有关于中国的 Amphidromus 被发表过。事实上是有的。有贝友在广西发现了一种,他把标本送给了欧洲贝壳学家,被鉴定为Amphidromus pervariabilis Bayvay & Dautzenberg, 1909, 我又从欧洲人那里拿到了带着这个鉴定标签的标本。然后,我再查,发现应该有个更早的名字 Amphidromus dautzenbergi Fulton, 1899. 这个模式标本的存放位置和馆藏号我都查到了,也写在论文里了。

这一步当时令我非常开心,Amphidromus dautzenbergi  这物种以前在任何中文资料里都没记录,一下子既找到了文献又找到了野采的标本,这种快乐,真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

这个文献考古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另一个物种名,Amphidroumus sinensis (Benson, 1851), 天啦, 它就是用中国命名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也没听其他学者提起过。我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当我把这个物种名写出来了,你再去查原始文献的时候,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当你不知道有这个名字存在的时候,你到处翻啊看啊,突然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那个兴奋是难以言表的,我不是说像文献考古么?这大概就是你拿着洛阳铲挖来挖去挖到一个宝藏一样吧。具体细节我不说了,大致就是你知道历史上哪些人哪些著作有可能会涉及到中国的东西,然后你就去一本本地翻。再说一遍,这和你拿到了物种名去查文献是不一样的,前者在没有明确线索时“盲目”地查文献出结果的快乐要大得多。

得到了这个以中国命名的蜗牛的文献记录,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找到标本。模式标本记录产地是广东,自从海南从广东划出去后就再没听说有这个属的记录了。Benson 的标本大部分在剑桥大学,但剑桥大学说这个标本 is missing, 好吧,我希望你们没有lost. 正如前面所说,有了这个名字,查文献就简单了,我发现还有其他人的书提到了这个物种,都是转述 Benson, 没有新的信息。到1961年,有个叫 Laidlaw 的贝壳学家感叹说 Amphidromus sinensis 自从发表后,近百年杳无音讯了,太奇怪了。 其实,也不奇怪,这个物种的应该在中国南方到越南,缅甸,泰国北部至印度这一线,这一线后来就没有国家进行过软体动物物种调查,而且欧洲人在这一带又失去了行动自由。

非常幸运的是,这个物种的原始图片非常高质量,完全可以辨认这个物种。欧洲还有博物馆藏有这个物种的标本,虽然不是模式,但和模式图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这个物种的存在毫无疑问了。到这个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给野外的 Amphidromus sinensis 一个问候,你们还好吗?模式标本的产地广东,我不抱希望了,应该往西找。

 

我这半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幸运。我所求不多,但该有的幸运都及时来到。

2017 年,越南的 Thach 博士找到了它,我见到了鲜活的标本。更兴奋的是,也是2017年,一个杭州的超级蜗牛爱好者,发给我照片,说是找到了一种 Amphidromus, 然后他把标本也快递给我, 我一看,这不就是 Amphidromus sinensis 么?谢谢老天,淡出视野一百年,老家广东没看到你们,但你们在云南还活着!活着好,你们好,久别的蜗牛!

这个物种的重新发现,从发现文献记录到发现活着的野外个体,这一种快乐,电脑前的读者,你们几人能体验?

当然,这些来自云南高原的标本和来自广东越南的标本有稳定而明显的差别,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亚种发表了,发现者决定把名字送给他父亲。 这个物种的发现并不容易,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发现过程也不简单,他独立写成一篇Shelling trip 文章,我们一起发表了新种论文。

之前有人问,那个海南的标本,大家都有,你发成了新种,云南这个,大家都没听说过,却只是个亚种?是的,就现在已经看到的文献,就只能这样处理。

到这里,其实故事还没完,广西又发现了一个 Amphidromus 的物种,但因为标本量不够,所以,还得需要更多的户外行动。

但是,我觉得四年已经过了,这些东西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了,海南的标本还是没找到已经发表过的任何线索,所以作为两个新种发表,分别是 Amphidromus wani 和 Amphidromus qiongensis. 云南那个发表为一个亚种Amphidromus sinensis qimingi.  中国只有一小部分是热带,但这一小部分面积也比多数国家都大,应该还有更多的发现。

 

写到这里可以停一停了。这就是关于把蜗牛爱好者们手头常见蜗牛发新种的故事。很长,很曲折,然而水到渠成。这些事情,今天是第一次写出来,但已经讲过很多次,真正爱贝壳的朋友来作客,我就会侃这些事情,既对中国人侃,也对外国人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叙事就是这样的聊天的文字版,实际谈话中会夹不少真人真名,考虑到这是公开贴出来的文字,我就隐掉了。谈起这类故事,我总是滔滔不绝,以致我太太经常在事后提醒我,要给客人插话的机会,要看看客人想不想继续听。我知道她说的是基本礼仪,但我就是high 起来会忘记.....

我这几年主要是做文献考古的工作。很多年前,我是经常出户外的,前几年,我得了严重的腰椎病,动了手术,现在失去了负重的能力,甚至不能搬超过十公斤以上的东西,所以,我就较少出户外了。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是幸运的,当我不能出户外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家里做文献考古,玩标本,照样可以乐趣无穷。而且,这几年,国内爱好者的野外探索人群和力度也大大超过任何一个人的努力,其中一些人和我有密切的互动,这样,我能做的事比以前更多!

 

爱好者们感到奇怪的还有另外两个新种,其实和上面两个的基本一样,我就不把文献考古的过程再详述一遍了,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那个东北的 Bradybaena changchunensis, 蜗牛爱好者说它是经济动物志上的 Ganesella virgo Pilsbry, 1926. 和前面说的 Amphidromus 的情况类似,这个物种在经济动物志上的图和文字都不是源自原始文献,而是来自作者手头的标本。但我认为它们不是Pilsbry 的那个种。另外,即使认为是G. virgo, 我也会采用另一个更早的名字Ganesella arcasiana (Crosse et Debeaux, 1863). 俄国人在远东采集了这个种的标本,在他们的志书里把G. virgo 处理为G. arcasiana 的同种异名。

还有一个来自云南的 Nesiohelix meiqiui, 有人认为它是爱好者们手里常见的 Nanina delavayana Heude, 1885。 我认为不是。Heude 的这个名字我们应该继续寻找扁扁的有色带的壳薄半透明的物种来对应它。大家是否还记得 Heude 的 Solenaia carinata,他当时仅仅根据一块残片命名了一个物种,后来近百年,谁也没见过那个东西,有的人把这名字处理成无意义的名字,有的人处理成其他 Solenaia 物种的同种异名,但是,到了近百年后,刘月英老师找到了完整的标本,那真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我写《中国淡水双壳纲》的时候建立了对 Heude 的结论的高度信任,他的书质量很高。我们应该继续在野外寻找一个真正的Nanina 来配Heude 的名字。

 

写到这里,两个疑问,我来解释一下:

1)“你一直说这个不是这个名字,那个不是那个名字,可是有的物种都有分子生物学论文的,测过DNA的,你怎么解释?“ 这个问题,对专业人员不需要解释,对爱好者需要解释一下。那些论文,并不是解决鉴定问题的论文。一般是采集一些标本,拿常见的工具书鉴定出来,各种测序,然后画出漂亮的各种图来,显示物种间的各种系统发育关系。但是,这类文章并不会去厘清物种鉴定问题,如果他们使用的鉴定参考书有问题,他们测的数据就归属了一个错误的物种名。比如东北的那个蜗牛,前几年刚有人测过序,做过系统发育研究,但是,作者们并没有去做文献考古。非常巧的是,文章里还对他们测的壳做了外形描述,英文的,但是这些文字不是来自原始文献(英文)而是翻译自中国经济动物志。这其中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2)”你说这些标本不是原始文献上的标本,但我看了原始文献,觉得就是原始文献上的物种,只是有些差别而已,怎么办?” 没关系,你和我的观点不同,没什么大不了的,参考我的另一篇文章,“物种,一个新名字诞生以后“如果把分类学划进自然科学范畴,我认为分类学可能是最能容忍分歧的自然科学了。

 

这些爱好者们手头常有的物种被发表为新种,改了名字,令大家“哗然”,是可以理解的。下面,我们离开这次发表的新种,继续讲两个文献考古的案子,这两个案子涉及到的物种可比上面提到的这些物种要常见多了,属于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物种。

手头有我的《舌尖上的贝类〉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可以看。

翻开书第23页,下半页的照片,就是市场上的带子。 我标注的名字 中国江珧 Atrina chinensis (Deshayes in Cuvier, 1841) . 这个带子,很多书上都有记录,一般是记录成栉江珧 Atrina pectinata Linnaeus, 1767。栉江珧 Atrina pectinata Linnaeus, 1767 是印度洋那边的物种,我们中国产的带子,就叫中国江珧 Atrina chinensis (Deshayes in Cuvier, 1841)。这个名字,倒不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换的,前几年就换了。现在是数字化时代了,一些模式标本都数字化了,可以在博物馆数据库看到了。

前几年我的标本就用中国江珧这个名字了,因为这个物种实在太常见了,记录这个物种的资料实在太多了,因此,当我用这个新名字的时候,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哗然”,为此,我成了“连带子都不认识的何径”。

这里有个基本的习惯,或者叫思维方式。当一个常见的有大家都熟悉的名字的物种,有一个人给他标了个新名字,会怎么反应?

是我的话,也会一惊一乍:天啦,怎么和我知道的不一样,快看看人家的依据,啊,我又out 了, 应该更新我的数据库。

有的人的反应则是:哇,你写的和我记忆里/课本里/参考书里不一样,连这都会搞错,你是水货!

因为我做物种名的甄别和更换的事情比其他人多,难免会给人造成困扰。所以,我在我的标本标签上列出了鉴定参考资料。大家都知道我有成千上万的标本,看过我的标本的人都知道,我的每一张标签上都列了鉴定参考书,哪本书,第几页都写清楚了。这个做法我没见过国内哪家标本馆这样做过。我的意图很简单,如果我的结论和别人有分歧,这标签可以先告诉你我的结论来自哪里。你再找你的根据,我们一起做文献考古,把问题弄清楚。个别标本我实在找不到核实所需文件的,我在标签上都写清楚鉴定是根据提供标本的人带来的标签。

 

下面,我们来个更“震惊”的。翻到《舌尖上的贝类》第46页,上部的照片,缢蛏。对,中文名我还是叫缢蛏,但是大家看拉丁名 Sinonovacula lamarcki Huber, 2010

惊奇吧?全国从南到北甚至连内地城市甚至拉萨都有卖的这个缢蛏 竟然是2010年才命名的

在以前的文献中,都记录成 Sinonovacula constricta,各种中文书中都有记录。但我用了这个2010年才发的名字。造这个名字的人M. Huber 是双壳纲领域最活跃成就最丰富的专家,他说应该换个名字,我看了他的书,同意他的观点,所以,我的书里也就采用他的新名字。

我前面不是说我是个幸运的人么? 幸好,这个关于缢蛏的文献考古工作不是我做的。如果是我做的,我要是给缢蛏造个新名字,那会有什么样的“哗然”?一定是何径想发新种想疯了,连缢蛏都当新种发,或者说,何径真是水货,连缢蛏都不认识。

谢天谢地,这个缢蛏的名字不是我换的。

 

好了,文章够长了,关于文献考古的话题,我认为我讲太多了。我再讲几句话就结束。

挖掘正确的名字有什么意义?

我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意义,比如那个带子,那个缢蛏,用什么拉丁名都不影响其美味。

甚至都没有多大的学术意义,如果你是个生科学生,你通过读文献,找到了个正确的名字,有什么用?没用,甚至都不会有杂志会发表这类结果。

但是,如果你就是喜欢这种文献考古工作,你喜欢拿着刷子刷啊刷,最后掏到点碎片什么的,虽然上不了前沿学术杂志,攒不了影响因子,但你可以从这个发现中得到快乐。关注我的微博的人,是否记得我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能认识世间万物是令人开心的事情,仅仅知道名字就足以令人快乐。不少人买我的书,我就题了这句话。我很享受发现名字的过程。

但我必须说一下,这一块没什么学术金矿可以挖,没什么名利好争。如果你是生科的年轻人,兴趣和我一样,喜欢安安静静地弄清一个生物的名字,我既为你高兴,也为你担忧。高兴的是,你有足够的乐趣可以挖,一辈子不会闲着。担忧的是,你的职业生涯恐怕会不太明朗,很大的可能是以副高职称退休。

我想说,在国外,citizen scientist 是一个褒义词,至少是中性词。请教那些给我贴“民科“ 标签的,如果贝壳学是非职业科研者不能碰的奶酪,碰了就成了有贬义的“民科”,那么,大一新生以“我是XX师大搞陆生贝类的” 示人的算什么“科”呢?这逻辑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校的大一生是专业人士,毕业了的就什么都不是了?不要忘了,我也读过大一的,而且还顺利升级读了大二,也读了大三,后来一直读到研究生也毕业了。 至于我的专业和学校,是属于即便你一百个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也还可以”那一类的。我不该毕业? 

还有论文都不读,只瞟了一眼照片秒下结论的,这明显高我几个数量级,我都吓得说不出话了。我就是个文献考古爱好者,拿把刷子慢慢刷出碎砖破瓦什么的就是我的目标。你们是那种开着铲车一铲子挖出一个大宝藏的大玩家,我就不陪了。

最后,回应一下无厘头的谩骂,“何径为了发新种疯了,常见种也成了新种“。你们这种说法要想成立的话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我手里果然没有你们常用的动物志之类的资料,二是我果然没见过常见种,连缢蛏之类的都没见过。虽然我写了这么长的文章,对无厘头的人和事,我还是懒得多回应一句。

 

最后,谢谢能看完这篇文章的人,真是好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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